欧文·亚隆 | 我的团体生活
数十年来，我带过许多治疗团体——精神科门诊与住院病人；癌症、失亲、酒瘾及夫妇病人；医科学生、精神科住院医师及职业治疗师——但我自己也是许多团体的成员，即使今日，已经八十好几。
在我心目中，地位最高的是一个没有带领人的治疗师团体，过去24年，我们每两个星期聚会90分钟，在一个成员的诊间。
我们基本规则之一是对外完全保密：团体内发生的一切止于团体。
所以现在我写的这些文字，是这个团体的第一次曝光，我这样做不仅得到成员首肯而且得到他们的鼓励，大家都不希望这个团体消失。我们不是在追求不死，而是要鼓励别人也能够得到我们所拥有的活力与充实。
治疗师的生活，最堪玩味的是，工作时，我们从来不是一个人，然而，我们多数人都体验过深度的孤独。
我们没有工作团队——没有护士、督导、同事或助理。
为缓解这种孤独，我们多数人安排与同业吃个饭或喝个咖啡，或参加个案研讨，或寻求指导或个人治疗，但对我们多数人来说，这些处方仍然有所不足。
我们发现，与其他治疗师组成哥们儿般的团体并定期聚会才是真正具有充电的效果；这样的团体提供同业情谊、指导、研究学习、个人成长，以及偶尔的危机介入。我强烈建议其他治疗师也成立一个像我们这样的团体。
我们这一群人的集合要回溯到20多年前，一天，伊凡·G（Ivan G），一个斯坦福的精神科医师，打电话邀请我加入一个定期聚会的支持团体，地点就在斯坦福医院附近一栋医学办公大楼，他开列了当时已经同意参加的精神科医师名单，几乎全都是我认识的，有些还很熟，在他们当住院医师时期，我教过他们。
参加这样一个团体，感觉起来就像是一次终生的奉献：不止是每隔一个星期90分钟的聚会而已，而是一个持续进行不知何时会终止的团体。因此，我知道一旦接受就会是长期的奉献，但没有人预料到20年后还在聚会。
这些年中，除了碰到一个大节日有过一次中断外，从未有一次聚会取消过，也从未有人因小事缺席。
我自己过去从来不曾参加过团体，尽管我常羡慕自己带领的团体病人，满希望成为其中一份子，能够拥有一帮自己信得过的死党。身为团体的带领人，以前的经验告诉我，团体之于成员，帮助非常之大。
曾经有六年的时间，我带领过一个治疗师的治疗团体，时间一周一周过去，参加得到的好处我都看在眼里。莫林·莱什，我的团体治疗教科书第五版（《团体心理治疗理论与实践》第五版）的共同作者，1980年在斯坦福念研究所，专攻团体治疗，为了要训练他，我请他一同带领团体一年。
从那以后，甚至十年过去了，谈起聚会中的所见所感，还是缅怀不已。
结束这个团体实是迫于无奈，因为当时休长假去伦敦。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我带领过的团体中唯一促成一段婚姻的团体。两个成员在团体中开始生出感情，团体结束不久即结婚。35年后，在一次讲演中遇到他们，依旧恩爱幸福。
伊凡要我加入的这个团体，有我以前学生，虽然感觉有些别扭，但我还是加入了——多少有些不安。不管怎么说，和许多其他成员一样，要我当着同事和以前学生的面揭露自己的软弱、悔憾及自我怀疑，心里难免不是滋味。
但我提醒自己，已经长那么大的人了，再怎么困扰也都撑得过去的。
最初几个月，都在决定要组成什么样的团体。大家都不想要讨论个案，尽管我们都把这个列为选项。最后决定组一个全方位的支持团体——换句话说，一个没有带领人的治疗团体。一开始，有一件事我的立场就很清楚虽然是最有团体经验的人，但我绝不是这个团体的带领者，也没有人这样看待我。
为了避免掉进任何带领人的角色，从一开始我就勉强自己多做自我揭露。在职业的岁月中我学会了一个道理，若要从经验中获得好处，就一定要冒风险（事实上，在最近这些年里面，我都会在个人疗程开始时就把这一点告诉我的病人，任何时候只要看到他们有所抗拒时就把它搬出来）。
成立之初，我们有11个成员，全是男性，全是心理治疗师（10个精神科医师，1个临床心理学家）。早期，有两个人退出，第三个因结婚而离去。过去22年，这个团体的凝聚力特强，没有一个人自愿退出，出席率奇高。以我个人来说，只要人在城里，就从未缺席过，其他成员也都将团体放在其他活动前面。
每当与妻子、孩子或同事互动碰到了不愉快，或是工作上碰到了挫折，或是对病人或熟人因强烈的正面或负面的情绪而有所烦忧，或是梦魇扰人时，我都巴望着拿到下一次聚会中去讨论。当然，团体成员之间任何不愉快的感觉也都会拿出来深入讨论。
像这种没有带领人，深入审视人生过程乃至成员生活与心理的治疗团体，这世界上其他地方或许也有，但我却从未曾看过，就算有，想必也无法存在如此之久吧。
20年之间，我们经历了4个成员的过世，2个成员因失智而不得不退出。我们讨论过配偶的死亡、再婚、退休、家人生病、孩子问题，以及安养院安置。直到今天，我们仍然用心而坦率地审视自己与彼此的各种情况。
就我来说，最了不起的是不断地面对新的情况。
500多次的聚会，无论是对其他成员或我自己，每一次聚会我都会发现某些新的或不一样的状况。
而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其中最难过的莫过于眼睁睁看着两个成员逐渐失智，从开始到深化，我们无能为力，面对许多两难：
对于自己所看到的情况，我们到底该坦白到什么程度？
对于伴随失智而来的自以为是与否定，我们该如何回应？
还有，更棘手的，如果我们觉得他已经不应该再看病人了，我们该怎样做？
每一次面对这种问题，我们的回应都是强烈要求他找个心理治疗师做咨询，或去做神经心理测验，每一次，咨商师都拿出她的权威命令他停止看病人。一如大部分80多岁的人，我也担心自己失智，大概总有三四次吧，团体成员告诉我，我刚讲的事情之前已经说过了。虽然尴尬，我却感激他们那样尽心尽力，那样老实。不管怎么说，在我心思背后的某个角落，总躲着一种忧虑，有那么一天，哪个成员也会坚持要我去做神经心理测验吧。
一天，我们当中比较年轻的成员告诉我们，他刚诊断出胰脏癌，无可治疗，我们全部都吓傻了，但总是充分陪他，倾听他坦白勇敢地讲出自己内心的恐惧及忧虑。到他生命末期，病重到无法出门，我们便去他家聚会。他的告别仪式，整个团体成员到齐。
每有成员去世，我们就加一个新人进来，维持团体规模。有一个成员结婚，我们全体到齐，婚礼是在另一个成员家里举行，司仪也是我们团体的成员。
团体还参加过另外两次婚礼，以及一个成员儿子的成年礼。还有一次，整个团体去疗养院探视一个成员，他因为严重失智而住院。
许多次，我们讨论过加入女性成员。但因为我们都是一次只加一名成员进来，大家都认为，这个女性一定会因男女数量太过悬殊而难以适应。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决定其实大错。以我的直觉，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收两性的成员，团体会要充实得多。
在团体里面，我一直很主动，当团体显得松散，回避比较重大的问题时，我通常都是那个跳出来讲话的人，在团体过度在乎无关紧要的议题时敢于提出看法；但在几年过后，其他人也和我一样，经常扮演起这样的角色来。
在许多不同层面，我们互相帮忙，有时候探讨较为深层的性格问题，包括成员喜欢讽刺挖苦的癖性、损人的言语、不好意思占用太多时间、不敢坦白或羞愧等等，有时候则是集中力量支持一位成员，让他知道我们都陪着他。
一个星期前，一场交通事故使我十分不安，一开车就焦虑，心里不免怀疑，到了这个年纪，是否还应该坐在方向盘后面。一位成员跟我说，几年前他有一次严重意外，足足不安定了6个月，他认为那是轻微的创伤后压力症候群。我便以这种心态去做调整，结果非常有效，开车回家平静多了，但还是开得很小心。
我也是佩格索斯（Pegasus）的成员。这是一个2010年由斯坦福儿童精神医学系前主任汉斯·史坦那（Hans Steiner）发起的医师写作团体，10个医师，每个月聚会2小时，讨论彼此的作品，晚上聚会散后，由作品受到讨论的人摆摊吃完饭。这本书（指《成为我自己》）团体成员都看过，都说前面三分之一比后面好，劝我放更多的内心生活进去。
团体成员出版过几本书和比较短的作品，包括亨利·沃德·特鲁布洛德（Henry WardTrueblood）的《外科医师的战争》（A Surgeon'sWar），一本精彩的回忆录，写的是越南战争期间一个前线外科医师心灵饱受创伤的生活。我们的成员经常在斯坦福办新作品发表会，我就参加过好几次。
佩格索斯数度扩充，现在有4个佩格索斯，由医师及几个医学院学生组成。受到艺术作品展出的激发——譬如新近开幕的斯坦福安德森艺廊（StanfordAnderson Collection）展出的绘画作品，或斯坦福住院医师团，圣劳伦斯弦乐四重奏（St. Lawrence String Quartet）的演出，我们团体里的诗人也举办了几次公开的诗歌朗诵。我们每年在精神病学系办讲座，举办一个有奖金的写作比赛，每年赞助一名医学人本学科客座教授。
我还参加了另外一个每月一次的聚会，林德曼团体（LindemannGroup），以创办人艾瑞克·林德曼（Erich Lindemann）命名。林德曼，一位有影响力的精神医学教授，任教哈佛精神病学系多年，晚年在斯坦福读过。我第一次加入是在1970年代团体刚成立时，每个月出席聚会多年。聚会都在晚上，每次两个小时，出席的精神科医师8至10人，由其中一人提出一个有问题的个案。多年以来，我十分享受那种志同道合的情谊，直到布鲁诺·贝德海尔姆（Bruno Bettelheim）来到斯坦福，加入这个团体。他这个人，仗着资历，认为参加聚会的人都应该提交个案给他，无论我或者其他人都无法打消他这个想法，结果陷入僵局，我们几个人便退出。布鲁诺过世后多年，团体邀我重新加入，珍惜至今。
每位成员以各自的风格提出一个个案。最近一次聚会，一位成员选择用心理剧来呈现，分派团体成员分担演出（病人、妻子、治疗师、其他家人、一个旁观的第三者等等）。刚开始，看起来有点无厘头，不知所云，但到聚会要结束时，我们都觉得卡住了，对病人的问题束手无策——我们发现，这正是提案治疗师与他的病人碰到的情况。用这种方式来传达他的治疗困境，其生动有力倒还真是超乎寻常。
当然，与我交织最为紧密的团体是我的家庭。与玛丽莲结婚63年，几乎没有一天不感谢自己的幸运，得有这样一个非比寻常的生命伴侣。然而，我还是常对别人说：情感不是寻找得来，而是创造得来。过去数十年来，我们今天拥有的婚姻，是两个人努力创造得来的。过去无论有什么不满，如今都已烟消云散。
我已经学会接纳她的不足：对烹饪、体育活动、骑单车、科学小说及科学本身，全都兴趣缺缺——但这所有的不满根本微不足道。和一部西方文化的活百科全书生活在一起，我提出的历史及文学问题，大部分马上就能得到解答，何其幸运。
玛丽莲也一样，学会了不看我的缺点：房间无可救药的杂乱、拒绝打领带、迷恋摩托车和敞篷轿车到幼稚的程度，还有，对洗衣机、洗碗机的操作假装无知。我们已经达到一种相互的理解，我这个人难以预料，有如一个年轻、冲动、不顾一切的爱人。至此我们现在的主要关切，无非就是彼此的健康，以及担心哪个先死了另外一个怎么办？
玛丽莲是个好学敏求的学者，特别精通欧洲文学与艺术。和我一样的是，她是一个永远的学生与读者。和我不一样的是，她外向、活跃、善交际——这从她的好人缘就可以得到证明。
虽然都热爱写作和阅读，但两人的兴趣绝不重叠，依我看，这才是绝配。
我沉迷于哲学及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生物学及宇宙学。至于玛丽莲，除了在卫斯理上过植物学，从未涉足科学教育，对于现代科技世界更是一窍不通。我好说歹说才说动她陪我去加州科学院（California Academy of Sciences）参观天文馆及水族馆，才到没多久，就急着往公园对面的笛洋（de Young）美术馆跑，到了那里，光是一幅画就可以研究十分钟。
她是我通往艺术和历史的门户，但有的时候她也爱莫能助。我是无可救药的音盲，但她锲而不舍，总想要唤醒我的音感，可是当我独自开车时，没有棒球比赛，我才会把收音机转到蓝草音乐。
玛丽莲喜欢品酒，好多年下来，我也假装懂酒，但最近放弃装懂了，公开承认只要是酒的味道我都不爱。这或许有基因上的因素，我的父母亲也都不好杯中之物，顶多偶尔来上一杯啤酒或乳酸脂，一种他们夏天常喝的俄罗斯调酒。
幸运的是——感谢上帝——玛丽莲不信宗教，但私底下却有心慕道，至于我，一个不折不扣的怀疑论者，把自己跟卢克莱修、克里斯托佛∙希金斯、山姆∙哈里斯、查理∙道金斯归为同类。
我们都爱看电影，但挑片子却往往是一大挑战，凡举暴力或带丁点下流气息的，她一概否决。大体上，我完全赞同她，但只要她不在，电视总是固定在法国频道。
她的记性奇佳——有的时候，好到过头：电影她记得最清楚，甚至几十年之后，许多老片若叫她看第二次，她都会犹豫再三，而我却喜欢看老片，每看都觉得新得发亮，因为，剧情我几乎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她喜欢的作家首推普鲁斯特，对我来说，此人太过于娇贵，我推崇的是狄更斯、托尔斯泰、杜思妥耶夫斯基及特罗洛普。当代作家，我读大卫∙米歇尔（DavidMitchell）、菲利浦∙罗斯（Philip Roth）、伊恩∙麦可伊万（IanMcEwan）、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及村上春树，而她中意的是爱莲娜∙费伦特（Elena Ferrente）、柯姆∙奥斯特（Paul Auster）及汤婷婷。约翰∙马克思维尔∙库切（J.M. Coetzee）则是我们共爱。
尽管是四个孩子的母亲，玛丽莲教书从未停过一年。家务的处理上，我们交给欧洲来的年轻外务，外加每日的家管。一如在加州长大的多数人，我们的孩子都选择留下来，也都住附近，这是我们的福气。家庭聚会是常有的事，暑期也常一同度假，最常去的是考艾岛（Kauai）的哈纳雷（Hanalei）。
下面的照片摄于2015年，是我们祖孙三代的合影。照片发布上网没几天，脸书以猥亵为由予以删除（如果仔细看，我的儿媳妇正小心地哺乳我最小的孙子）。
我们的家庭生活包括很多赛局。在家附近的网球场，我和三个儿子打了好多年的网球，都成了美好的记忆。瑞德及维克多下得一手好棋，是我把他们从小调教出来的。我喜欢带他们参加锦标赛，经常抱着金杯走出来。瑞德的儿子戴斯蒙和维克多的儿子杰森也都是高手，家庭聚会中，总有一两桌棋赛厮杀，那是再平常不过的。
家庭聚会也常见其他赛局。和女儿伊芙比赛填字游戏，她是永远的冠军。但我的最爱还是小赌扑克牌，以及平常跟瑞德及班玩的皮纳扣牌戏，规则和赌金还是沿用我和父亲及亚伯叔叔玩的那一套。
有的时候，维克多会以魔术娱乐我们。念高中时他就是出了名的搞怪，青少年时已经是职业级的魔术师，常在成人和儿童社交场合演出。参加过他甘恩高中（Gunn High School）毕业典礼的人都会记得那一幕，只见他一脸庄严，走下通道去领取毕业证书，突然间，头上的方帽子爆出一片火花，“哦”、“啊” 之声不绝，掌声如潮，典礼为之中断。和别人一样，我也吓了一跳，求他告诉我是怎么做到的。身为专业魔术师，他对自己的专业秘密一向守口如瓶，但这一次，他同情他老爸，把方帽子燃烧的秘密透露出来：帽檐里面藏着一铝箔小盆，内盛打火机油、一支小火柴，看！方帽子烧起来了（在家勿试）。
我把整个心思都放在教书和写作上，在财务上支持家庭，如今回想起来，觉得失去了不少东西，很后悔没有花更多的时间给每个孩子。在赖瑞∙察洛夫的告别仪式上，他三个孩子的其中一个说，他们家有一个珍贵的传统，父亲每个星期六花大部分时间轮流陪三个孩子，一起用餐，一对一聊天，上书店每人选一本书。多好的一个传统！耳里听着，我心里想着，多希望自己曾经更深入地进到了我每个孩子的生命中。若重新来过，我一定会改过。
日常生活中，玛丽莲母兼父职，把她的写作延伸到孩子们长大。通过学术期刊这一关，她也像我一样，开始把写作的路子放宽，1993年出版了《鲜血姊妹：女性记忆中的法国革命》，此后又写了7本书，包括《太太的历史》（A historyof the Wife）、《象棋皇后的诞生》（Birth of theChess Queen）、《乳房的历史》、《法国人的爱情》（Howthe French Invented Love）、《闺中知己》（TheSocial Sex），以及与我们的艺术摄影师瑞德合住的《美国人的长眠之地》（The American Resting Place）。她的每一本书对我来说都是一趟大探险。我们互为彼此的第一个读者。她说，多亏了我对乳房的迷恋才给了她灵感，写了《乳房的历史》，一部文化的研究，探讨古往今来女人的身体如何被看待与描述。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象棋皇后的诞生》，在书中，她追溯象棋皇后的演进史，棋盘上一枚千百年来不曾存在的棋子，大约在公元1000年左右出现，当时还只是棋盘上最弱的一枚子，渐渐地，随着欧洲皇后的权利越来越强大，到15世纪末叶，西班牙皇后伊莎贝拉（QueenIsabella）统治时期，乃达到了今天的地位，成为棋盘上最强的一枚子。玛丽莲在书店及大学的新书发布会，我参加过许多次，每次都兴有荣焉。如今，她又有一本新书即将完稿，《情爱之心》（The Amorous Heart），探讨心成为情爱象征的历史。
尽管我们都有着强烈的事业心，玛丽莲和我始终守住这个家，60年来，充分履行父母及祖父母的角色。我们努力把家营造成为一个温暖的地方，不仅为我们孩子，也为我们的朋友及孩子的朋友。我们家举办过许多次婚礼、读书会及婴儿送礼会。
相较于大多数人，我们远离了东岸生育我的家庭，在加州建立了一个家庭与朋友的新网络，我们是把根扎在未来而不是过去，或许正因为这样，才使我们觉得自己更有需要这样做吧。
虽然我们走过许多地方——到过欧洲许多国家、加勒比海及太平洋许多岛屿，去过中国、日本、印尼及俄罗斯——我发觉，随着年岁老去，自己越来越不愿意离家。飞行时差比起早些年更严重了，长途旅行经常生病。倒是玛丽莲，每到要出远门了，实际年龄只小我9个月的她往往就看起来年轻了20岁。
如今，每有遥远国度邀请演讲，我一律婉拒，经常建议代之以视频会议。若要旅行，我只去夏威夷，偶尔去华盛顿特区、纽约及爱希兰参加奥勒冈州莎士比亚节。
在2014年一部纪录片《欧文∙亚隆的心灵疗愈》中，女儿伊芙接受访问，坦白地告诉制作人，玛丽莲和我总是把自己的情感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把我们的感情摆在孩子的前面。
我的本能虽然想要抗议，但想一想，她到底是对的。
伊芙说，她把孩子放在第一位，但随即感伤地说，她的婚姻维持不到25年。电影结束后与观众座谈，有几个人就注意到了，我们的婚姻稳固又持久，但我们四个孩子却都离了婚。
我的回应是，这或许有时代的因素在作祟：现代美国的婚姻，百分之四十至五十以离婚告终，但我们那个时代，离婚却非常罕见。在我人生的前25或30年，我认识的人当中没有一个离婚的。和电影观众座谈中，谈到我们孩子的离婚，玛丽莲恨不得喊出来：“嘿！我们有三个孩子又都结了婚，第二次婚姻都很好呀。”
每个孩子离婚后，玛丽莲和我都不断讨论，是不是我们有什么地方出了错。父母要为孩子婚姻的破裂负责吗？我确信许多父母都问过自己这个无解的问题。对每个身涉其中的人，离婚都是一件痛苦的事。玛丽莲和我，分担孩子对的苦恼，直到今天，我们和所有的孩子及孙儿女心心相连，也为他们彼此间的关爱感到欣慰。
Note：
卢克莱修（公元前99-55年），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诗人、哲学家，以长诗《物性论》著称。
克里斯托佛∙希金斯（1949-2011），犹太裔美国人，无神论者、反宗教者、社会主义者、反极权斗士。
山姆∙哈里斯（1967- ），美国作家、哲学家、神经学家，以无神论及反神论著称。
理查∙道金斯（1941- ），英国生物学家、科普作家，为当代最著名的无神论者及演化论拥护者。
特罗洛普（1815-1882），英国作家，代表作品《巴塞特郡纪事》。
考艾岛，夏威夷第四大岛。
婴儿送礼会，美国特有的习俗，准妈妈分娩前，女性亲戚、朋友及同事集合起来，共同为准妈妈线上祝福和礼物的集会。
文章节选自《成为我自己：欧文‧亚隆回忆录》
作者：欧文‧亚隆
编辑：舒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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